开栏的话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国人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华夏文明五千年，一半历史在河南，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今起，本报推出“兴文化工程浚精神源泉”栏目，为传承华夏文明贡献一份力量。

　　□王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至四期）负责人，“世界考古上海论坛”秘书长，三星堆遗址发掘考古专家咨询组组长，河南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这次重要讲话明确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的政治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紧迫的现实意义，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指明了方向。

　　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河南地处中原腹地，平原沃野、名山大川，交相辉映。优渥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河南灿烂的文明史，是我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地，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自1921年渑池仰韶村遗址发掘至今，中国考古学已走过百年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100年的历程中，河南的考古机构和队伍逐步形成并不断壮大，河南各地重要考古发现不胜枚举，从旧石器时代的栾川孙家洞遗址、荥阳织机洞遗址、郑州老奶奶庙遗址到新石器时代的新郑裴李岗遗址、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乃至夏商周三代的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等都邑遗址。河南的这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实证了不断裂的中华文明史，承载着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年的文明史。

　　2002年春，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探源工程”）立项。作为我国一项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级研究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理念，对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河南新密新砦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以及河南郑州大师姑遗址等中原地区6座规模大、等级高的中心性城邑实施重点研究，其中位于河南的就有5处。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点研究区域之一，这与河南多年的研究基础、大量的考古资料以及灿烂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一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选择了河南地区，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二是中原地区考古工作起步最早，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考古资料，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较为充分，考古学文化发展的脉络较为清晰，有关文明起源的研究基础也比较好；三是该地区是夏商王朝的诞生地，流传下来较多的古史传说和历史文献，可以“从已知推未知”，从已经确凿无疑的文明向上追溯，这些都为探源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便利条件。河南的考古工作者在这个大型系统工程中先后负责并参与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遗址周围龙山文化遗址的调查”等13个子课题的研究，成为该项目的中坚力量。

　　通过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距今9000到4000年的中心性遗址及其所在地区的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我们对各区域文明化进程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探源工程打下了坚实基础。摸索出一条多学科结合、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机制和技术路线，对距今5500到4000年期间，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汇聚融合、最终形成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的过程，有了更细致的了解。

　　打破了国际遗传学界一直宣称的“夏娃理论”

　　通过对河南荥阳织机洞遗址、郑州老奶奶庙遗址等多个距今6万到3万年的遗址开展考古发掘，获得了丰富的人类活动遗迹和遗物，弥补了中国较为缺乏该时期遗址发掘成果的薄弱环节，打破了国际遗传学界一直宣称的“夏娃理论”。

　　新密李家沟遗址代表的李家沟文化，是目前发现的黄河中游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大约距今10000到9000年之间。在中国，栽培农业、磨制石器和陶器出现的时间大约都发生在距今10000年的时期。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北方的粟和黍这两种作物，以及长江流域的稻，是在世界上最早开始种植的区域，而黄河中游的河南地区很可能就是这三种农作物在世界的起源地之一。人类在这段时间主要使用打制石器，制作的箭头等工具都十分精致，同时开始出现磨制石器以及陶器，但陶器制作比较粗糙，里面夹有沙子，厚度大约1厘米，在约10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发现了100多片。陶器和农业的出现是定居产生的直接现象，李家沟遗址的发现表明距今10000年的河南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初步定居的情况。

　　距今约9000到7000年，即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农业发展，人口增加，已经开始种植水稻，饲养家猪，制作陶器、石器和骨器。氏族内部出现掌握刻画文字和骨笛制作技能的人，如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多年、用鹤类尺骨做的骨笛，反映了中国古代先民极高的艺术水准。墓葬中出土的部分龟甲底部刻有与商代甲骨文相似的符号，为研究甲骨文的起源提供了珍贵资料，但该时期尚未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新郑唐户遗址发现达30万平方米的聚落，之前发现的一般只是10万平方米那么大。这里已经发现的房址有65座，聚落内还发现了排水系统等。当然这65座房址的年代有早有晚，不一定都是在同时期建造的。无论如何，该时期聚落面积的扩大，表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从农业开始出现到裴李岗文化时期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

　　早期国家出现，进入区域文明社会

　　距今约7000年，仰韶文化在黄河中游一带形成以山西翼城枣园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初期和以西安半坡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早期，大致范围在豫陕晋相邻地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距今6000年左右开始，三门峡庙底沟遗址代表的黄河中游地区庙底沟文化向周围地区扩散，至距今5300年前后，其影响力南达长江中游，北抵河套，东到黄河下游，西至黄河上游地区，第一次出现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个文化圈，可称之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雏形。恰在这一时期，在中原地区的河南灵宝铸鼎原一带，出现了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集中的现象。这一现象发生的时间和地域，与古史传说中黄帝炎帝集团的兴起和活动范围恰相吻合，当非偶然。

　　距今约5800到5400年，以河南灵宝铸鼎原遗址群为代表，中原地区出现明显社会分化。铸鼎原遗址群发现了数个面积达百万平方米左右的超大型聚落和一批中小型聚落，反映当时人口出现显著增长并集中的现象。遗址群中有数个面积在数十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周围有宽达10米的围沟环绕。遗址中心部位有大型建筑址，应是首领居住和举行仪式的场所。壕沟外侧发现有公共墓地，其中一座墓葬，根据规模和随葬器物来看，墓主人可能是军事首领。10余件随葬陶器为低温烧制，显然不是实用器，而是专用于陪葬的明器，这是全国范围内迄今所见年代较早的明器。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墓葬的规模虽凌驾于其他墓葬之上，但随葬品并不丰富，这与同时期长江下游大型墓葬中出土近百件随葬品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我们认为，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是以首领居址规模和墓葬规模彰显地位，并非以占有和随葬大量财富来显示尊贵。还有一种可能是，当时中原地区的社会分化还处于初级阶段，统治阶层尚未占有大量社会财富。

　　距今约5500到5000年期间，豫西地区的铸鼎原遗址群衰落，在河南中部的郑州地区出现了双槐树、青台、汪沟等数个大中型聚落云集的现象，暗示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由河南西部转移至河南中部。近年发现的巩义双槐树遗址是该时期河南中部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聚落，应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双槐树遗址内侧壕沟深4.5—6米，宽6—8米；中间壕沟深9.5米，宽23米；外侧壕沟宽17.2米，深9.8米；三重环壕，防御色彩十分浓厚，最内侧发现成组的大型建筑，其布局呈现中轴线理念的端倪，这与铸鼎原西坡遗址4座大型建筑基址围绕广场分布的格局迥然有别。高等级建筑群位于正中，几座建筑沿同一方向分布，贯穿中轴线，前后递进。最前面的两座大型建筑基址以中轴线为中心，东西并排，已经初步显现出中国古代都城宫室布局特点，有学者认为是后代宫室制度的滥觞。双槐树遗址发现的公共墓地，墓主人头向一致，成排分布。房址集中分布和几处公共墓地的存在表明，当时的社会仍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座规模较大的墓葬中随葬品并不丰富，只有少量装饰品。这与铸鼎原遗址群的情况如出一辙，也许仍然延续着以居址和墓葬规模彰显身份的传统。在遗址内发现的形状似蚕一样的野兽头骨，该形状很像蚕要吐丝时的状态，表明当时中原地区的人们除了从事农业之外，可能还养蚕缫丝。双槐树遗址反映的情况表明，距今5300年前，中原地区的社会分化更加明显。

　　在距今约5000年，社会分化加剧，形成了集军事权力与祭祀权力于一身的王者及其地位显赫的家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区域文明社会。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的时期，社会分化加剧，带有防御性的城址开始出现。在郑州地区发现了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最早的城址——西山城址。西山城址平面近圆形，上百万平方米，城外有壕沟环绕，形成了三重防御体系，年代约距今5300到4800年。西山古城正处在传统的圆形环壕聚落向城墙环绕的方形城址的过渡阶段，且具有明显的军事防御色彩和浓厚的杀婴祭祀信仰。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逐渐形成

　　超大型聚落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早期国家，与此同时，核心聚落便演化成国家的政治中心——都邑。根据“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早期国家的诞生就意味着踏入了文明大门。经过多方面发掘研究，我们认为，距今5000到4000年，各地区进入文明社会，周围地区先进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汇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逐渐形成。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机制和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夏王朝建立之前（距今约4000年），中原各地陆续进入龙山时代晚期，人口普遍增长，聚落规模扩大，发现若干新的区域性中心，如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新密古城寨遗址、郾城郝家台遗址、淮阳平粮台遗址等，出现了分布最集中的中原城址群。与此同时各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和人群迁徙更加频繁，新的文明要素不断汇聚，社会发展持续积蓄力量。距今约3800年前后，偃师二里头遗址已基本可以确定为夏王朝晚期的都城遗址。从这一时期以及更早之前的一些时候，中原地区已经确切地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辏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这一时期的关键遗址包括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大师姑遗址、淮阳时庄遗址等。其中的登封王城岗遗址被部分学者推断为“禹都阳城”，禹州瓦店遗址作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为主的大型都邑遗址，文献记载“启居阳翟”“夏启有钧台之享”的地望在禹州，瓦店遗址可能与此有关。

　　二里头遗址是同时期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在二里头遗址中部，发现了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宫城，城内发现多座体现中轴线理念、呈左右对称布局的宫殿。在宫城以南，发现了生产铜器和绿松石器等高等级产品的手工业作坊区，说明这一时期的王权已经完全控制了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原料、生产、分配，为礼乐制度提供了物质基础。二里头文化是中原地区文明中心地位的确立期。在二里头遗址，很多初见于陶寺、石峁等夏代之前的都邑性遗址的礼仪性用具，如玉璋、玉刀、石磬、铜铃等，得以规范化、制度化，形成华夏风格和文化内涵的礼器制度。突出例证是，这些礼仪用具在黄河上游和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甚至远至越南北部都有发现。夏王朝独创的一整套礼仪制度对周围各地区施加了强烈的辐射，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气象”。这表明夏代后期，中原王朝的实力显著增强，对中原地区之外广大地区的影响力明显加强，这与前述夏王朝建立之前各地先进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汇聚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应当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各地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古国文明和邦国文明阶段，逐渐融入以夏、商、周王朝为中心的王国文明阶段这一历史性转变过程的具体体现。

　　河南史前考古学文化与考古工作的双重贡献

　　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河南地区大量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与河南的考古工作者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揭示出中华文明这种“多元一体”的历史过程，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在上述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的基础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环境背景、生业形态、社会分化、相互交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模式与机制、道路与特点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最终冲破西方“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桎梏，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按照这一标准，探源工程提出，在距今5100到4300年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文明阶段；提出了在距今5500年前，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形成密切交流，形成了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以某几类珍贵物品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

　　除积极开展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河南还积极投身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中。庙底沟考古遗址公园、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贾湖遗址博物馆等一批集大遗址保护、展示与利用为一体的考古遗址公园或遗址博物馆已经建成开放，黄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黄河国家博物馆等展示城市形象的特色文化地标也即将和社会公众见面，这一系列“文化圣地”，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宣传的重要平台和教育及文化旅游的主要基地，更是展示河南灿烂文化、辉煌历史的“金色名片”，展现了河南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争做开拓者，勇当领头雁的责任担当。

　　一部河南史，半部华夏史，河南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与学术支撑，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历程；实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为提出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中国方案”，为探索世界各地文明起源作出了中国学者的贡献；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再现各地文明演进的情景；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脉络——早期中国的形成与发展等。河南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中坚力量，围绕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三个阶段的考古学文化，逐步建立起各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明晰了各考古学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文化定位。并以此为基础，担负起“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任务，持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为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出了河南方案、贡献了河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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