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从改革开放至新时代以来的文化发展轨迹来看，河南文学批评成为河南人民生存状态、审美趣味、艺术品格等方面的精神记录和思想再现。

　　□张清民

　　文学豫军在创作方面的实力和水平是公认的。其硬件标志之一就是，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大奖“茅盾文学奖”中，河南作家七次折桂，获奖九人次。文学批评在文学豫军中的实力和水平，与创作一样实力不凡，在中国文学批评话语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从改革开放至新时代以来的文化发展轨迹来看，河南文学批评成为河南人民生存状态、审美趣味、艺术品格等方面的精神记录和思想再现，小说家张宇曾说：据说河南评论家的名气比作家大，作家们这么说，评论家自己好像也这么说。

　　新时期以来，河南文坛中，批评家群星璀璨，比如被称为“三驾马车”的刘思谦、鲁枢元、孙荪，以新诗潮批评享誉文坛的耿占春，以小说批评闻名的王鸿生、何向阳、孙先科等。这些批评家中，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河南文学批评家主要集中在大学、科研院所、专业研究机构。河南文学批评家的职业分布情况与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人文学科的精神生态一致：19世纪以降，文学批评从前工业时代文人自发的个体精神创造，成为一种职业实践乃至价值追寻，高等教育单位和科研机构，成为文学批评家集聚的高地。

　　在文学豫军的批评活动中，郑州大学成为河南文学批评的重镇，云集其间的批评家群体独领风骚：鲁枢元的文艺心理批评、李小江的妇女文学批评、陈继会的乡土文学批评、张凌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引人注目。其间，鲁枢元的文艺心理批评颇具代表性。就当时的社会影响而言，鲁氏在全国文学批评家中亦属翘楚。

　　批评之于作家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作家创作的价值和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批评家的挖掘和阐释。批评家发现作家、把作家推向公众视野和阅读前台，在古今中外文坛上皆有佳话。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对涅克拉索夫、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人影响之大，在世界文坛传为美谈。没有埃兹拉·庞德的发现和举荐，被称为西方现代派诗歌里程碑的《荒原》，能否引起诗坛关注也很难说，T.S.艾略特在《荒原》献词中表示，要把该诗“献给埃兹拉·庞德最卓越的艺人”。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蒋子龙有关国企改革题材的系列小说，在文学界引起广泛关注，与河南大学刘思谦教授的《蒋子龙的“开拓者家族”》批评文章有很大关系。蓝蓝、森子等河南诗人的成长，与耿占春对其作品在审美价值层面的阐释也密不可分。

　　发现作家，尤其是对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进行思想扶持、理论引导，是文学批评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一个正在成长过程中的作家，其创作个性和水平、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意义，即便是专业知识分子，也未必能立即认识和理解。就是一些文学专业出身的读者，对相关文学作品的理解，也会受到那些得到公众认可的批评之作的影响。能够迅速发现作家作品的价值，精准阐释其作品意义的作家，常被作家们引为知音。河南批评家善于发现作家，尤其善于发现河南本土作家。王鸿生对于乔典运小说的文化解读，陈继会对田中禾、李佩甫小说的乡土阐释，耿占春对多位诗人诗歌的审美修辞分析，凡此种种批评文章，在作家和读者之间架起精神桥梁，扩大了河南作家的影响。

　　河南文学批评家在批评效果上产生了很大的精神溢出效应，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被河南本土作家引为知音，也被河南以外的作家引为知音。20世纪90年代初，著名作家王蒙曾在《读书》杂志上连发数篇文章，专谈鲁枢元在文学批评上的造诣、成就及其对作家创作的影响。耿占春对“朦胧诗”富有哲学深度的美学阐释，得到“朦胧诗”代表人物的高度认可。并非所有的文学批评家都能被相关作家引为知音视为朋友，以故先贤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之叹。

　　批评家能否成为作家的朋友，要看批评家的本事。无论“批”还是“评”，批评家都得说到理上，让作家服气。其中有个基本前提：批评之文得让作家能看懂。20世纪80年代河南文学批评家在作家和大众中广有影响，是因为那个时期的文学批评，还未受到西方泛逻辑主义批评的影响，批评家秉承中国传统批评的风格，没有西方文学批评的学院化弊端，批评思想感悟化而非逻辑化，批评语言趋于诗化或日常化，接地气，看他们的批评如同与人对话，娓娓道来，全然没有学院派的故作高深、云山雾罩。

　　河南文学批评家的批评，整体上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博学，二是文采。批评之文，若要读者尤其是作家本人服气，批评家自身必须具有足够宽广的视野，其理正如“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从文学批评实践角度看，“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所以从知识积累的角度，中国先贤要求批评家评价他人文章之前“务先博观”，“博观”方能知“学”之所在——学问、学识、学理、学术，知“学”之所在方能理盛而言宜。河南批评家的博学是出了名的，鲁枢元被作家张宇赞为“博学的大教授”。在河南批评家中，“博学的大教授”非止鲁枢元一人，耿占春、王鸿生的博学亦非一般学院派教授能比。河南批评家在批评上富有文采，这种文采来自批评家们的感悟和灵性，这种感悟和灵性，来自他们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在创作与批评上的“两栖”能力：孙荪、鲁枢元均为散文作家，耿占春、何向阳本身都是诗人。孙荪的散文，某种意义上比他的理论还要出色：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北京文学》发表一组散文《星云月三赋》，其中《云赋》被选入高中语文教材。

　　河南批评家的博学和文采，滋润着他们的批评实践。河南批评家还有一个群体性特点，他们在批评实践中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文本鉴赏中各具独特敏锐的艺术感受力、鉴赏力和发现力，他们能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披沙拣金，发现优秀文学作品，并在文本细读过程中，阐释文本独具的思想成分与艺术价值。

　　紧跟时代，同时与时代环境下人民的生活及需要保持同调，文学批评家才能站在时代前列，成为文学领域的弄潮儿。道理很简单：文学是人学，凡不关乎时代精神、民众生存，与人民生活距离甚远的文学，必为民众所弃；同理，不与时代共呼吸、不与人民同甘苦、不与民族同患难的文学批评，亦缺乏生命力。河南文学批评家群体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关注文化热点，捕捉时代精神，满足社会需要，对新的文艺现象及时作出审美回应。刘思谦的成名作《蒋子龙的“开拓者家族”》源于她对新时期文学发展实践的关注，对社会改革开放步伐的精神追踪；鲁枢元的声誉鹊起，源自他在中国文艺研究新旧范式更替之际，对文艺理论观念和方法所作的大胆探索；耿占春在诗界引起关注，是因他对当时颇有争议的“朦胧诗”，以批评方式，进行了富有美学深度和理论说服力的解释。河南文学批评的这一美学特征，正是中国传统美学中应物斯感、感于物而后动这一批评精神的现代传承。在当下，河南批评家应当继续发扬并光大这一传统，助力和推动新时代河南文学的创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