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河南大运河主要分布于河南省北部、东部区域，包括隋唐宋大运河河南段、京杭大运河河南段两部分。隋唐宋大运河河南段主要指通济渠河南段（洛河、汴河）、永济渠河南段（卫河），京杭大运河河南段为会通河河南段。流经洛阳、郑州、开封、商丘、焦作、新乡、鹤壁、安阳、濮阳等9个省辖市和巩义、滑县、永城3个直管县（市）。河南大运河已探明河道长度为686公里，其中，通济渠河南段全长约331公里，永济渠河南段全长约345公里，会通河河南段全长约10公里。目前，永济渠河南段河道形态保存良好；通济渠洛阳段、郑州段、商丘段部分河段尚存，其余大部分河段河道均淤埋于地下；会通河台前段均被淤埋于地下。

　　河南大运河的考古研究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21世纪之前仅有少量的调查与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洛阳含嘉仓遗址、通济渠永城段运河沉船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配合基本建设工作以及中国大运河申遗工作的进行，通济渠郑州段、开封段、商丘段及浚县黎阳仓、洛阳回洛仓均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研究工作，取得了大量的收获，了解了河南大运河的分布状况、文化面貌，为河南大运河的保护及展示利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综合研究、文化遗产利用与保护、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等方面亦取得了较为重要的成果。

　　州桥遗址北宋船灯。

　　一、重要考古发现

　　1.通济渠商丘南关段

　　通济渠商丘南关段位于商丘市睢阳区古宋办事处老南关村和叶园村一带，北距商丘古城约3.8公里，距唐宋时期宋城遗址约2.5公里。调查勘探发现并确认运河故道约10公里，河道大致呈西北至东南走向，河道内均为淤泥和淤沙堆积层，河道底部最深处距地表约21米。

　　2008～2012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商丘市文物部门在武庄村及大郭庄村区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6000多平方米。发掘清理出了运河河岸、河道及突堤等遗存。

　　通过考古发掘，对该区域的运河遗存概况有了一些较为明确的认识。从出土遗物的时代特征等判断，发掘清理出的河岸遗存，主要建筑于唐宋时期，废弃于金代。发掘区域的运河故道当为唐宋时期的汴河遗址。由西到东，汴河河面的宽度近60米，大弧度地呈喇叭状扩大到150米以上，在南北两岸形成了较大的港湾。发掘区域的北岸均直立陡峭，夯筑而成，夯土内及河岸面上砖瓦等各类遗物数量众多。汴河南岸东部河岸相对不够陡直，夯筑不够致密，土质较为纯净，包含物较少；西部河岸则夯筑较为致密，夯土内包含遗物丰富，河岸面上各类遗物出土也很丰富。发掘揭露出的河岸形态，不同于一般河段河岸的梯形河堤形态，也非堆筑而成，具有人工运河码头驳岸的形态特点。突堤部分可能为汴河北岸码头区域的一部分。运河两岸均高出当时地面2～5米，地上河特征已较明显。发掘区域及发掘区域以西，结合考古勘探的情况和文献记载，推测应是唐宋时期宋城南汴河的“河市”区，发掘区域为“河市”中的码头区。

　　2.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州桥位于今开封市中山路与自由路十字路口南约50米，是北宋东京城御街与大运河（汴河段）交叉点上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唐代建中年间（780～783年），后经五代、宋、金、元、明，至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年）被黄河泛滥后的泥沙淤埋。

　　为持续深入开展北宋东京城大遗址保护与研究、全面实施开封宋都古城保护与修缮工程、建设宋都古城中轴线文化带、贯彻实施大运河文化与黄河文化研究，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对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进行了持续性的考古发掘。

　　截至2022年年底，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考古共完成发掘面积4400平方米，发现不同时期各类遗存遗迹117处，种类包括河道、水工设施、桥梁、道路、神庙等。宋代汴河河道、堤岸特征明显，金代河道开始淤塞，可见元代遗留“狭河木岸”工程，明代之后河道开始逐渐被侵占、收窄，明末汴河逐渐变为城内的排水沟。明代州桥结构基本完整，青石铺筑桥面，砖砌拱券，石砌桥台；汴河南北两岸宋代石壁上雕镌有海马、仙鹤、祥云等浮雕纹饰，纹饰通高约3.3米，揭露出来最长约23.2米。

　　遗址共出土各类文物标本6万余件，质地包括陶、瓷、石、玉、木、骨等，其中绝大部分遗物为各时期的瓷器标本，除此之外，还发现有大量兽骨和人骨遗骸。

　　北宋东京城是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都城，州桥遗址的考古发掘，对于研究北宋东京城的城市布局结构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探讨北宋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礼仪等提供了重要材料。州桥是北宋东京城的文化高地和精神标识，是运河遗产中的典型代表，其考古发掘还原了大运河及东京城繁荣的宏大历史场景，填补了中国大运河东京城段遗产的空白，也为我国古代桥梁建筑技术等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州桥石壁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北宋时期体量最大的石刻壁画，从规模、题材、风格方面均代表了北宋时期石作制度的最高规格和雕刻技术的最高水平，填补了北宋艺术史的空白，见证了北宋时期国家文化艺术的发展高度。本次考古发掘首次完整揭露出了唐宋至清代开封城内的汴河形态，展示了自唐宋至清代汴河开封段的修筑、使用、兴废等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中国大运河及其变迁史提供了考古实证。州桥遗址见证了10至12世纪中华文明的发展高度，对其进行科学的发掘、保护与展示，对讲好黄河文化、大运河文化故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增强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通济渠永城段

　　永城是因隋唐大运河而兴的城市，跨通济渠而筑城，是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之一。通济渠永城段作为隋唐大运河汴河段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北起自今马牧镇马庄村，与夏邑县接壤；东南流入安徽省濉溪县境，止于永（城）宿（州）公路收费站东300米处。自西向东流经马牧、酂阳、十八里、城关、侯岭等5个乡镇（街道），总长53公里。

　　2018年5～8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永城市文物旅游局对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永城段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最终确认了通济渠永城段的流经线路、保存状况，发现桥墩、沉船、古闸口等一批与运河运行密切相关的重要遗迹和遗物。通济渠永城段主河道线路明确，结构清晰，勘探确认两处水工设施，即酂阳桥墩和呼庄古闸口。新发现4艘沉船遗址，分别命名为侯岭1号船、酂阳1号船、酂阳2号船、马牧1号船。四艘沉船保存状况不一，除酂阳1号沉船位于酂阳东西大街占压河道南侧外，其余三艘沉船均位于S325覆压河道北侧。四艘沉船均为木板结构，松木材质，附近发现遗物较少，其中酂阳1号沉船附近伴出一石锚。

　　考古调查勘探亦征集（采集）众多实物标本，器类丰富，材质多样，工艺精湛。类别以瓷器为主，另有“官”字砖、“官”字碑、铁器、三彩器、石器、兽骨牙等不同质地遗物，年代从隋唐至北宋不同时期。瓷器以瓷碗、执壶等日常生活用具为主。

　　通济渠永城段河道保持着早期人工河道的痕迹，众多的历史遗迹，充分说明了永城地处隋唐大运河南北经贸往来的一个重要节点，真实展现了唐宋时期永城段大运河水运的繁荣。运河故道内出土遗物丰富，瓷器涵盖了隋、唐至宋时期南、北方各个主要窑口，是南北经贸往来的重要实物见证。

　　4.永济渠隋代黎阳仓遗址

　　黎阳仓遗址位于河南省浚县城区东关村，大伾山北麓，东濒黄河故道，是隋代著名粮仓之一，也是隋代至北宋时期永济渠（北宋时称“御河”）沿岸最重要的粮食仓储和转运官仓。为配合大运河申遗，2011～201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了系统科学的考古勘探及发掘工作。已探明储粮仓窖152座，口大底小，皆为圆形；口径大小不一，8～14米；窖底距现地表最浅3.8米左右，最深约7米，总体上看仓窖排列基本整齐有序。发掘面积共计2800平方米，清理了仓城城墙夯土基础、护城壕、仓窖、漕运渠道、大型建筑基址等。出土陶、瓷文物标本多达万余件，其中建筑材料板瓦、筒瓦、板砖占90％以上，带“官”字印戳的板瓦达上百件。

　　考古发掘工作首次确定了隋代黎阳仓的位置和范围，明确了隋代黎阳仓较为完整的规划布局，为研究中国古代官仓的建设和储粮技术发展增添了新的考古资料，为研究中国古代农作物的种类和演变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实物标本。

　　5.会通河台前段

　　会通河台前段呈西北—东南走向，途经濮阳市台前县吴坝镇和夹河乡，全长10余公里。会通河始于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世祖下令开凿会通河即山东运河，属于京杭大运河的第三期运河。明景泰六年（1455年）著名治河官员徐有贞主持建成的通源闸、广济渠等水利工程是保证该段运河畅通的重要工程。清末，漕粮改由海运，加之津浦铁路通车，京杭大运河的作用逐渐减小，会通河逐渐淤废。

　　2018年4～6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会通河台前段进行了详细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了解了河堤及河道内的地层堆积状况、河道的宽度、河堤的宽度及深度。同时还对八里庙村南水工设施、沙湾滚水坝、五空桥、大河神祠遗址、感应祠遗址及僧人墓、龙王庙遗址等运河沿线其他遗迹进行了考古调查及勘探。基本明确了京杭大运河会通河台前段的河道走向，初步了解了不同地段的河床、河堤以及部分附属遗存的埋藏信息。

　　2020年12月～2021年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会通河台前段的古代水工设施进行了发掘。经考古发掘可知，此处水工设施是见于文献记载和碑刻上的清代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修建于京杭大运河会通河台前段上的滚水坝旧址。

　　该滚水坝迎水面南北长约101米，顺水面南北长约84米，南侧东西宽约48米，北侧东西宽约49米，由南北墙、上下燕翅、上下裹头、龙脊、迎水牙丁、迎水灰土及桥墩等构成。滚水坝底面均为长条形青石铺砌，南北墙、上下燕翅、上下裹头、龙脊等亦为长条形青石砌筑而成。迎水牙丁及桥墩为粗细不一的木桩构筑。其中桥墩由东西三排、南北十一组木桩构筑而成。迎水灰土为传统的三七灰土，平面光滑、平整，且十分坚硬。

　　会通河台前段的考古勘探及发掘工作为深入了解会通河河南段的河道走向、形制结构、附属遗产提供了实物资料，同时也是了解中国古代先进的水利技术的实证。

　　通济渠商丘南关段河岸地层出土遗物。

　　二、河南大运河考古工作存在问题及建议

　　河南大运河是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中国大运河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河南大运河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点涉及郑州、洛阳、商丘、安阳、鹤壁等5个省辖市及省直管县滑县，包括洛阳市回洛仓遗址和含嘉仓遗址，通济渠郑州段，通济渠商丘南关段，通济渠商丘夏邑段，卫河（永济渠）滑县—浚县段，浚县黎阳仓遗址共7项遗产。涵盖了河道、河堤、码头、桥梁、仓窖、水工设施等完整的遗产类型。河南大运河见证了中国大运河从开凿、发展到繁荣、没落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价值，彰显了河南重要的战略地位及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河南大运河的考古工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河南大运河遗产价值的认识及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

　　1.河南大运河空间规模跨度大，河道变迁复杂，大部分为地下遗存，考古工作尚不全面，河道、水工设施、附属文物等重要遗存仍需梳理。如洛阳漕渠及新潭遗址、洛口仓遗址、永济渠渠首、枋城堰遗址等文化性质、分布范围均模糊不清，需要进一步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弄清遗址文化面貌。

　　2.科学发掘河南大运河的遗址面积比较小，历史文化信息有待深入挖掘，真实完整认知河南大运河价值内涵存在局限性。大部分考古工作是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开展，初步了解了河南大运河的文化面貌，部分河道、码头、城门、粮仓等遗址仅知道大致区域，具体形制规模、文化内涵均比较模糊，对遗址的文化面貌很难进行全面把握。缺乏河南大运河整体考古的思想和意识，全面和更为细致的研究尚待深入。

　　3.由于考古发掘资料及文献资料研究成果的欠缺，河南大运河的研究、保护与利用存在基础不牢、模式单一、深度不够等问题，为进一步开展保护、展示、管理等工作带来较大难度。

　　针对河南大运河考古工作存在的问题，各级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为河南大运河的考古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在政策、经费、人员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加快推进河南大运河考古的数字化和标准化建设，建立遗址考古数据库和科研平台；不断改善遗址考古工作条件，逐步建设完善文物标本库、考古工作站等基础设施。加强对河南大运河资料的系统整理、分析与研究，形成大运河研究系列成果，为河南大运河的深入、系统研究提供考古资料支撑。

　　黎阳仓遗址全景图。

　　三、河南大运河考古发现的价值与意义

　　目前，通过系列的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对河南大运河的发展演变规律、建筑技术、商业发展及交流等方面有了清晰的了解，加深了对河南大运河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铸就国家主体历史文化形态、扩大中华文明影响力等方面的认识。

　　1.河南大运河传承和发展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政治格局，是全面展示中国形象、中国精神、文化自信的金名片。要充分利用河南大运河的考古成果建成传承展示中华文明的高地，突出河南大运河“天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成为弘扬中国文化精神、文化价值的示范区。

　　2.大运河是中国南北文化沟通交流的地理中枢，也是东西方文明融合会通的集聚中心；河南大运河是大运河的根脉和原点，以河南段为主体的隋唐大运河拓展延网，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融合，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统一，支撑隋唐宋封建王朝鼎盛繁荣，铸就华夏历史主体形态。要充分利用河南大运河考古成果，尽览华夏文明，实现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文明在中原大地的多维展现。

　　3.河南大运河历史跨度大、流经地域面积广、遗产类型丰富、价值内涵深厚，承载着丰富的时代价值和沿线的传统文化，是历史文化独特的亮丽名片。通过持久的考古工作，详细阐释河南大运河文化遗产，有利于讲好河南故事、弘扬河南古代人文精神，进一步增强中原地区凝聚力、坚定文化自信，打造河南省新的文化品牌和社会经济增长极，使河南大运河全面走向社会公众，使考古成果惠及民众，服务社会，向世界讲述辉煌灿烂的中国大运河故事，为中华大地注入更为强大的文化自信心。

　　（作者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周润山 刘海旺）